简单回顾一下今年的3次加息，我们不难发现，市场情绪其实是在逐步收敛和回落的。6月份的那次加息之所以导致美元指数快速走高，除了美国本土经济数据表现优异外，还叠加了市场对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担忧，以及欧洲央行意外表示没有考虑加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多空双方的分歧当时也一度达到顶峰。

    现在来看，当时多空双方的担忧其实也就是鲍威尔此前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所提出的央行决策中面临的两难困境——在产业结构可能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央行如何才能依靠历史经验去平衡未来？既不能加息过快提前终结经济扩张，也不能过于保守令通胀风险积累加剧。鲍威尔在演讲中甚至援引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1996年面临互联网新经济浪潮时的决策案例，即搁置争议不做前置判断，以渐进观察的方式来推进决策，最终效果还不错。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向前看，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可能还会下降。一方面，对美联储加息节奏的市场预期如果放缓，已经处于相对高位的美元指数要想进一步大幅上行将更为困难；另一方面，在市场对欧洲央行明年加息重燃信心的情况下，单边押注美元升值的资金终究将会面临调仓压力。尽管现实中的压力依然不容小觑，比如已经演进一段时间的全球贸易摩擦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没有可能持续发酵等，但从根本上讲，这些压力主要还是因为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的不一致带来的，其最终也将随着经济周期的演进而逐步改变。

    面对美联储6月份的加息，我们没有跟进上调银行间市场的资金利率，而是优先考虑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市场也普遍预计，面对美联储本次加息，中国央行同样也会按兵不动，政策重心依然会聚焦国内市场。7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货币政策的基调已经从上半年的“保持稳健中性”微调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资金利率在这段时间里一路下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月24日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演讲之前，中国央行已经提前出手，重启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逆周期因子。

    而考虑到货币政策的基调已经微调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维持金融系统防风险去杠杆节奏的同时，今年已经下调两次的存款准备金未来有可能再次下调，以确保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银行系统能够维持放贷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7月政治局会议上敲定的基建投资、乡村建设、积极财政政策也在次第落地，政策组合优先考虑应对内部周期的态势更为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