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太难了，接不到活。”半年时间已过，甄士杰（化名）对今年的业务开展情况如是感慨。

甄士杰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去年年底，他和安徽一家城投基本谈妥了融资合作，但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来了，对方回复说：融资先缓缓。一个月后，对方回复称，当地城商行答应做一笔1.5亿的贷款，非标融资只做原规模的一半。再一个月后，当地农商行又承诺提供一笔贷款。

“城投公司这次直接说，非标融资我们不要了，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甄士杰称。

这并非孤例，多个非标项目经理都反馈称：今年非标增量业务明显收缩。记者采访了解到，疫情发生后，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非标两大融资主体地产和城投流动性压力缓解，因此减少了非标融资。与此同时，为了获取增量业务，资质下沉成为机构的重要策略。

业务收缩

甄士杰所在的资产管理公司，一头需要发掘城投公司或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头需对接金融机构：资质好的，就找信托公司来做；略差的，就找租赁公司；再不行就找定融，“总有一款产品适合企业。”

可是，今年上半年甄士杰发现，融资主体需求明显下降。往常年份，公司一年能做五六十单业务，但今年到目前为止只做了6单业务，部分业务还是去年就谈成的。

“城投、地产公司资质好的都去发债、找银行贷款了，也就不需要高成本的非标。” 甄士杰说，“资质差的地产公司不敢做，毕竟小地产公司破产的案例很多，只能做城投业务。”

他举例称，以前做政信信托业务，信托公司的准入门槛是区县财政收入要达到30亿（不需抵押，下同），现在有个别信托公司20亿也做了，有不少信托公司25亿肯定做。

多年的政信业务实操经验使他的“城投信仰”更加坚固：即便城投公司出现违约，至多也是延期，不至于不还钱。当然，一些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还是需要的。早年间政信业务增信方式为“三件套”（政府承诺、财政担保、人大决议），但上述方式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近年的增信方式有所改变。

甄士杰操刀的政信定融产品主要通过引入当地另一家城投公司担保、受让应收账款等方式增信。举例而言，某城投公司对当地政府拥有一笔3亿元的应收账款，定融、信托融资后受让该笔应收账款。如此，城投公司相当于提前“变现”了债权。

再如，对于资质较差的平台，他会将这一产品在当地销售，以增加当地居民对城投及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假如违约了，投资者就在当地，地方政府处置压力很大，因此会想办法还钱；如果投资者是外地的，约束就弱了很多。” 甄士杰说，“此外，如果不是在当地销售，这些（融资主体资质差）定融产品很难在金交所备案。”

实际上，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多年前就提出过相关建议。周小川2012年9月在《中国金融》刊登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国今后若能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体系，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当地居民会基于自身的养老金、福利等问题来考虑是否购买，这样就构成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制约。去年，部分地方政府债券在商业银行柜台发售被视为对该理念的实践。

业务量减少的并非只有甄士杰。“去年这个时候，忙得要死，一堆政信项目要审。现在没有存量业务要审了，来了就可以看。” 某大型信托公司风控部经理坦言，“今年政信业务量相比去年少多了，但业务规模相比去年还略有增长，主要是去年已经审批的今年陆续投放，预计6月后存量规模也会下降。”

一家央企下属的金融租赁公司项目经理介绍，以前项目都是市级AA+以上才准入，现在江浙区县级优质AA主体也开始做了。“原来的客户，现在都不缺钱，下沉资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该人士称，“此外，因为疫情影响不能出差，就不能尽调、签合同，所以业务出现收缩。”

两大原因

前述租赁公司因为背靠央企，资金成本具有优势，7%的融资成本尚能为江浙AA融资主体接受。但甄士杰由于资金成本略高，已转战其他区域。这主要因为江浙地区今年对融资成本控制较为严格。

今年来，多个地区已要求城投公司压降融资成本。江苏泰州、盐城、常州要求县级市（区）下属企业融资成本不得超过8%，并制定成本8%以上融资清退工作方案。

南京某区县城投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财政部门对融资成本管控非常严格。一方面要求将以前高成本的融资降下来，半年内将所有超过6%的融资成本都要降到 6%以下。另一方面，新增项目贷款和流贷等常规的融资成本也要求不超过6%。

甄士杰介绍称，苏北某地市一区县融资平台3月份的融资成本还是9%，4月降至8%，而6月份已降至7.4%。

“成本8%以上融资主要是信托、租赁等非标融资。当前由于货币宽松预期，市场利率已明显走低，隔夜利率一度低于1%，城投债发行利率也走低。地方可能寄望于通过该举措降低融资成本，比如通过发债置换原有的非标、信贷融资。”沪上某券商信评人士称，“清退不等于强行、刚性地提前结束，要征求债权人的同意。具体的兑付和置换都将是企业行为，由企业自主协调。”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7日今年城投债发行规模约为2万亿，净融资规模为9057亿，双双创出历史新高。

从历史上看，当对城投、地产监管趋严时，二者通过非标融资的规模较高；而当货币宽松、监管略有放松时，银行增加对二者的信贷投放，非标融资自然下降，今年的情况则是后者。

“今年稳增长措施会使城投平台获得更多信贷资源，对地产融资的限制也出现边际趋松的趋势。”前述沪上券商信评人士表示。

“今年大部分城投确实好过多了。我们政信业务客户资质没有去年好，一些业务还是老客户存量到期产品的续作，而一些客户已经提出要求，要将信托贷款提前偿还。” 前述大型信托公司风控部经理表示。

在他看来，公司压降非标业务还受资金信托管理办法的影响。5月8日公布的《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信托公司管理的全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他人提供贷款或者投资于其他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计实收信托的百分之五十。目前部分信托非标业务占比超过50%，面临压降压力。

（信息来源：二十一世纪经济报）